我与祝老相识较晚，上中学时从书法刊物上看到介绍祝嘉先生，因是同乡所以特别注意。后跟府城黄庆福老师学画，经黄老师的介绍才真正了解祝嘉，从此与祝老互相通信。记得首次通信时，祝老正好在苏州举办《祝嘉同门书画展览》，当时他老人家给我寄来请柬及书信，要求我寄作品去参加展览，我因还在读书，加以缺乏经费无法前往，只寄一幅自己临写《张猛龙》的书法作品。作为晚辈，惴惴然给老人家寄去一幅不像样的作品，心里感到很不安，万万想不到，祝老的回报可重了，给我寄回一幅墨宝，识者看后无不叹为精品。一直到他八十七岁回乡讲学时我俩才见面，祝老给我的印象是直率，平易近人，谦然，言必有据，一派长者风度。
祝老在三十年代编写我国第一部《书学史》，并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后继续写作，在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他给后世留下了三百六十余万字的书学专著和数以千计的书法作品。已故著名近代文史掌故学者郑逸梅先生评谓：“近代书法名家以祝嘉先生最为宏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祝老对碑学与帖学都有较深的见解与研究，故他在《书学论集》中写道“王羲之有帖而没有碑刻，郑道昭有碑而没有帖，两者璧合珠联，才为尽美。应尊郑道昭为北朝书圣，与南朝书圣王羲之并尊。”国画大师刘海粟在香港《书谱》上发表《论郑道昭》一文中说：“祝嘉先生称郑道昭为北方书圣，与南方的王羲之并列，可谓大胆而有见地。”祝老一生临过无数碑帖，仅临百遍以上的就有四百余种，如此深厚的临池功夫是罕见的。
祝老的一生为人正直、不图名利。除书法艺术外，不治他技，以淡泊宁静自守，不为世俗名利所困，自言生活上愈艰苦对书法艺术愈痴情而使我感动。他多次来信想在海南出版他的书法理论著作，祝老所出版的一百五十多万字著作中，没有一部是在海南出版的，他执意要在海南出版他的著作，由此可见祝老对家乡的浓郁情怀。后来跟当时在海南省教育厅工作的黄承利兄联系，他对祝老早有仰慕之情，非常乐意为祝老做点事情，决定设法出版祝老最后完稿的《逆耳集》，因《逆耳集》字数少，后把《书法罪言》、《书法管窥》合集出版，取名为《书法罪言》。出版书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缺乏资金，最后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出版了这本书。遗憾的是这本书祝老只看过样稿，没能看到出版就仙逝了。
祝老存稿很多，为何坚持出这本《逆耳集》？《逆耳集》只有五万字左右，写于八十年代初，内容涉及祝老对当时中国书坛的冷静思考，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本书法理论专著，而是一本书法随感。但金玉良言，句句发自祝老肺腑，由此可知祝老对中国书法深沉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书出版后不久，河南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周俊杰先生在《书法导报》上发表了题为《姑苏无罪言》的文章，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出版。也有不少报刊发表文章评价这本书“洋洋十万字，力砭时弊，一针见血，句句良言，为当今书坛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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