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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化的民族特色，对联是世界上唯中国才有的品种。这种方块的表意文字，构成一种整齐美与对称美，曾经形成一种文体：赋，从汉代到六朝，风行几百年。我们去读刘勰的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也用的这种四六句形成的对偶文字。直到中唐由韩愈领头提倡先秦古文，这种文风才发生转变。但是，这种整齐美与对称美的形式，仍在对联中承袭与流传，尤其春节时家家贴春联，成为不可变易的风俗。而且婚丧与祝寿、乔迁，也有贺联、喜联、挽联、寿联。对联文化，是值得语言学与文艺学重视的。
中国人对文字，有一种十分神圣的敬仰，不能随意糟蹋字纸，成为风习，半世纪前，城乡都建有焚字纸的塔炉，我家附近即有一座，如今没有了，还留下“惜字宫街”的名字。这是一种崇文意识。因此，把字做成对联，赠给别人，是比赠送名酒名烟不同的精神馈赠，应属中国的文化活动，如今已尽变为实物实利的馈赠了。有时，走到乡场，看见卖对联的挂一排在路旁，有祝寿的，贺婚的，祝乔迁的，上下款一填，就是一份馈礼，便想到中国这所谓礼仪之邦，“礼失求诸野”这句古语，又在此应验了。
如果，把对联也引入文化品类之一，它要求在那么简约的文字中，浓缩丰富情感的思想的内涵，达到文字的精纯，以一字胜百字，一句胜千句，这种炼字炼句功夫的提纯，使一副对联达到一篇诗文所能达到的效果，显出中国文字的包容与张力，堪称奇妙。这对联，可以把诸葛亮治蜀的经验教训，在不到40字中，被清代赵蕃写在成都武侯祠，誉为治国名句。我在几十年前过秦岭，参谒留侯祠，读到于右任先生给张良撰的那副楹联，终身难忘，把这位大智慧的张良，那8个字就精辟地生动地托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张良，还用了五六千字哩！其联云：
送秦一锥，
辞汉万钟。
于先生只选了两个镜头，就突出了张良的全部精神人格，他仇恨秦始皇灭了他的韩国，秦始皇的车过其境，他以大铁锥掷他，这铁锥也是那时的“导弹”了。后来，他助刘邦成就了帝业，万户侯封给他，他辞谢，归隐山林，不像某些贪鄙之辈，此8字堪称奇绝。
喜欢撰联与积累对联文化的流沙河又告诉我，过去淮阴有座韩信的祀庙，庙已毁，但庙中曾有一副楹联总结韩信一生，写得绝妙，也只不过10字，此联
生死一知己；
存亡两妇人。
知己指萧何，刘邦拜韩信为三军统帅，是萧何推荐，未央宫密谋杀韩信，也有萧何参与。两妇人，前者指给韩信免饿死的饭食的漂母（洗衣妇），后者，即刘邦老婆，杀韩信的吕雉了。这一知己与两妇人竟在主宰了所谓大英雄的生死存亡与祸福荣辱，岂非透露了人生中的戏剧性吗？
走笔至此，便联想到弘扬传统文化这个口号，许多旧糟粕都在被打扮成传统文化，这对联，却进入不了视野，史学大师陈寅恪当年给清华的考生出的试题里，即有“孙行者”的上联，叫考生作对。今天，人们只作为闲话，在说对“胡适之”好与不好。而陈寅恪用对联考学生的用意，不也在考辞性、辞汇的丰富与联想和想象力吗？不是也在考学生精确地使用辞语吗？这种对联，与词赋相通，与律诗相连，还与炼字炼句相关，想到前清李调元年幼，其父李华出个对子：“曹子建七步成诗”，要李调元作对。李调元语塞，推说：“李调元一时无对”，父亲一听大喜，这不是对了吗？这种从幼小就受的文化熏陶，也是文字游戏，如今孩童，全由其他刺激感官游戏代替，不也与传统文化疏离吗？
不久前，流沙河让我入书斋赏他新撰的一联，这是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为家乡盐城的陆秀夫纪念馆邀请写作的，我发现流沙河吸收张良、韩信祀庙的佳构，也言简意深情长，联云：
宋灭无降帝，
陆沉有秀夫。
陆秀夫是继文天祥之后，继续在浙江温州与广东新会协助赵家小皇帝的一杆宋朝的旗帜，后来，失败了，背负幼帝悲壮地跳海殉难，把一个王朝最后一幕悲剧，只用10字精炼，今天，也只有流沙河这种文史哲涵养颇深的作家能写作出如此佳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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