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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历史悠久，远在先秦时代，与中原已有了交往。到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年），海南开始正式设郡置治，当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统治还处于松散和不稳定的状态，行政建置或设或废，经常变化。而到唐宋时期，中央政权对海南的治理开始稳固。随着大陆汉族人民的大量迁入，海南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海南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已经大规模、深程度地进行。特别是唐代韦执谊、李德裕，宋代苏轼、李纲、赵鼎、胡铨、李光等谪臣的南来，对开启海南文明，发展文化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当然以苏轼的影响最大，他在儋州三年，从游者众，弦歌不辍，使儋州的学风得到扬。在他走后第三年，琼山人姜唐佐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人，他走后第九年，儋州人符确率先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标志着海南文化教育的开始起步。据统计，终宋一代，海南中进士者十二人，中举人者十三人。时至明代，海南文化进入鼎盛时期，中进士者六十二人，中举人者五百九十四人。清代由于政治、经济特别是民族的原因，海南科举有所衰落，但中进士和举人者仍有二十一人和一百七十八人之多。海南因此而有“海滨邹鲁”之称。
文化教育的发展，造就了海南自宋以后代出人才的局面，既有大臣通吏，也有学者才人，特别是有明一代更盛。《正德琼台志》载：“广于天下为远藩，仕籍华秩已少，况琼于广又为远郡。成化二年秋，进薛公远户部尚书、邢公宥都御史、丘公浚翰林学士，皆在一月，恐虽天下望郡亦稀。”时论把此称为海外衣冠胜事。丘公后来甚至官至内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务。在明清两代诸臣中，既有丘浚、海瑞的高标伟节，也有钟芳、唐胄的卓著事功，还有邢宥、王佐等的勇于恬退，张岳崧、潘存的诗文书画兼长，真如星斗丽天，蔚为壮观。而这些通过科举进身的海南人士，许多就是学者、作家、诗人，大抵都有著述或诗文问世。民国时期出版的《海南丛书》，就收有明清两朝二十一人的诗文集（不包括宋代的白玉蟾）。而被收入《四库全书》的琼人著作也有十三种之多（包括存目），其中丘浚五种，《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朱子学的》、《家礼仪节》是学术著作，《重编琼台会稿》则是诗文集，诗文集类还有海瑞《备忘集》、钟芳《钟筠溪家藏集》、王弘诲《天池草》。明末文昌人陈是集选编的《溟南诗选》，则收宋明海南诗人三十人的作品，可谓洋洋大观。仅此一斑，也可见海南古代文化有着相当丰富的库存，无视其存在显然是不对的。
讲到海南古代文化的成就，自然要首推丘浚，《名臣录》评论他说：“本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正，著述之富，未有出其右者。”他除了在明朝理学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外，还有“诗文满天下”之称。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他“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缘手散去。今所存《琼台集》，尚千余首。”他不但有创作实践，还有诗学理论，集中体现在蒋冕专为他作的《琼台诗话》一书中。他的《论诗绝句》即云：“吐语操词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表明了他对平易自然诗风的追求。他的诗大体属于平易畅达而不乏气势的一类。他古近体兼长，近体如《题五指山》，古体如《登高丘而望远海》，都极脍炙人口。古人甚至说他“古体尤胜，可与青莲对垒”。他的文章除了说理、酬应之作，也不乏记事叙怀的佳什，如《南溟奇甸赋》就明太祖的敕语生发，运用层迭推进的手法，极力推美海南的种种“俊迈奇诡，迥异常俦”之处，文词瑰丽，气势磅礴，读之令人气壮。此外，丘浚还是当时一位有影响的戏剧家，著有《伍伦全备记》、《投笔记》、《罗囊记》、《举鼎记》等传奇剧本。中科院文研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论到明代成化至隆庆时期的戏剧时，说这时期异常兴盛的传奇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种是不少作家继承和发扬了南戏的优良传统，编写了许多有进步的社会意义的作品，如李开先的《宝剑记》等。一种是内容上竭力鼓吹封建道德，形式上好用四六骈体的语言，追求辞藻和典故的“骈俪派”，这种倾向始自丘浚的《伍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万历时期。这就说明了丘浚在明代戏剧史上的地位。何况他的《投笔记》等，并非全无思想意义，海南书局在抗日战争中重印此书，就指出过它所写的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可以激励青年学子“效法汉族英雄班超的伟大志气，投笔从戎，驱敌寇于国境之外，收复失地，还我河山”。还有记载提到丘浚曾写有小说《钟情丽集》，如此事属实，则丘浚真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继承。说到海南文学的成就，还不能不提到白玉蟾。白玉蟾是南宋时一位以道家面貌出现的诗人、书画家。他是海南最早的一位诗人，也是诗歌创作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清空飘逸，脱弃尘俗，如《赏梅》、《早春》等诗就是如此。但他又不是一味超脱，也有关心国运民生的作品，如《偶过西台有感》。最可喜的是他身为道教中人，但作诗却没有铅汞气。他的词作则又是另一番面貌，慷慨沉郁，应归于豪放派之中，如《念奴娇·武昌怀古》。搜集、整理、研究他的诗歌作品，有益于树立海南古代诗坛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有益于提高今人振兴海南文学的自信心。
临高人王佐的文学成就，在有明一代是仅次于丘浚的一个。当然这主要是指他的诗歌创作的成就。他只中过举人，官也只做到同知，且时间不长。他在致仕归田后的长时间中，写了大量的歌咏海南山川、风物、人物、乡情的诗作，地方色彩非常浓郁，感情真挚深厚，堪称有代表性的乡土诗人。
有清一代我要专门提到的是冯骥声。他是一名经学家，但又是一名诗人。他与黄遵宪同时而早于谭嗣同、梁启超。他的诗歌创作应该是受到黄遵宪倡导的诗风的影响，他在诗中大量写到外来的新事物如火轮船、煤气灯等。他记述鸦片战争的《海上纪事》诗，声情激越，惊顽立懦。特别是他的《五指山歌》，以恣肆的笔力、粗犷的气势，唱出了中华民族振作图强的先声，洵属难得。他此诗作于三十一岁时，次年赴京参加考试，出此诗同黄遵宪相质，被叹为异才。总之，他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开放诗风的诗人，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他。
在海南文学史上应该提到的还有明代的邢宥、陈、钟芳、唐胄、海瑞、郑廷鹄、王弘诲、张子翼、陈是集等，清代的张岳崧、云茂琦、韩锦云、吉大文等，他们的诗文都各有其可取之处。如邢宥的《湄丘草亭记》，记其归休心境，抒情色彩颇浓。钟芳、唐胄的歌行亦佳，唐胄的《咏万州藤作女工》诗近似白居易即事命题的新乐府。王弘诲的《火树篇》、《春雪歌》运用比兴讽谕手法，讥刺张居正的专权跋扈，当得是“有为而发”、“宏中肆外”的力作。清代韩锦云《白鹤轩集》中的奏疏文章，写得剀切有力。清代的吉大文，出身下层，科举未遂，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他歌咏崖州风物的律诗，文学色调也是很重的，甚至重于上述许多宦途比较通达的前贤，这也可作为一种现象来加以探讨。还有倾一生精力搜辑出版海南先贤遗著，厥功甚伟的王国宪，也应该加以提及。总之，海南古代文学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片空白，对它的研究工作还是大有可为，值得一做的。当然，需要从基础的、微观的研究开始，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工作。
现收录于这部集子中的一百零几篇文史随笔，就是我对海南历史与文学的披览所得。它们陆续都在《海南日报》上发表过，其中有七十篇刊登于《读书》版的《读书偶记》专栏（2001—2003），二十几篇刊登于《特区周末》版的《琼台小史》专栏（1992— 1994，笔名吉父），其余则散见于综合副刊上。虽然仅是为报纸副刊写的短文，但毕竟贯穿着我对海南人文历史的一片至诚，于史料的发掘取舍上，始终秉持着实事求是之心。尽管只是琐碎的一鳞一爪，总期能借窥全龙的身影于万一吧。
这些短文在发表过程中，引起一部分读者的兴趣，他们或鼓励我往下写，或询问何时可以出书，殷殷之意，增添了我将其结集的信心。拙著《椰荫诗话》一九九一年初出版后，曾得到文史专家刘逸生先生的肯定，来信说：“大著《椰荫诗话》收到，初览一过，内容充实，分析精当，甚佩！海南新建省，各方至为关怀，能将桑梓文化播于广大读者之前，事关重要，尚盼继续努力，多撰好书。”又说：“琼人诗散论选目甚好，海岛（古代）远隔中原，声息难通，千年视同化外，中原人士何尝想到崖州？除了知道几个谪宦之人。今能较系统地表而出之，乃大好事，不特为南荒英灵吐气而已。”他的勉，对我同时又是一份难得的慰藉。今将书名定为《琼台小札》，固然是因为内容都与海南有关，又都是札记的体例，但受到刘逸生先生小札系列的启发，也是一个原因，可惜我是做得太不够了！
二○○三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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