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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从国民党陪都重庆传来的消息说，抗战至少还要打两年，听到这样的消息，总是让人感到沮丧和绝望。正在大家无望之际，又忽然传来日本人将要撤离海南的消息。8月15日，从无线电波中终于传来了日本投降的历史性声音，抗战终于胜利了！
胜利来得那么突然，林树椿和格格还在定安乡下。那时，海南上下一片狂欢，好日子好像在向人们招手。11月，林树椿任海南琼山地方法院院长，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抗战打了多年，人员和物资损失难以估量。然而，狂欢过后，便是海南新一轮不幸的开始。
格格说，那真是海南遭受抢劫的伤痛日子。国民党政府面对突然来临的胜利，面对日本人留下来的巨大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纷派接收要员，抢夺物资；而海南最大的不幸，是来了好几批接收的，每来一批，物资便被运过海一大批。当时，日本在海南投资多亿，战后的海南曾留下相当可观的物资、财产与工农交通设备。这些财产本应由广东省政府和海南地方政府共同接收，并尽快恢复生产。但是，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要抢先在共产党的前面接收，另一方面又没有做好接收的计划，在短短的半年中，竟来过四个接收单位，瓜分日本人留下来的这块肥肉。这几近抢劫的接收闹剧，让战后海南的经济发展大伤元气。
这些日子他常常独自发愣。看来，这个胸怀大志的人碰到了人生的大困惑。他一直觉得一个读书人的天然使命是承担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应该是一个知识者入世的情怀。而这些日子他的所忧似乎都白忧了，半年多过去了，时局依然动荡，对海南的物资抢劫并没有因为他的大声疾呼而停止，即使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他也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这一点让他感到很痛苦：在动乱的政局下，法律充其量只不过是政府的一顶遮羞帽！
格格至今记得，在她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块四方的双面玻璃镜，里面是她丈夫书写的楷书：“勿谈案情”。那字体遒劲有力，一笔一画都力透纸背，像是他在办案庭里，为正义而慷慨激昂时伸出来的那双手。格格说，这是丈夫用以提醒来办案子的人，在他这里，求情是没有用的。1947年秋，有一位南洋回来的富商和本地的一位盐商为一笔巨大的财产打官司，双方都找到熟人，上门求情。南洋商人的允诺是只要林树椿向他这边倾斜，打赢这场官司，他将把海口的一栋两层楼房送给他。在这动乱的年月，这样的交易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富商知道，林树椿奔波一生，却没有自己的一个安家之所，他的妻儿一直跟他住在法院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而这时，他的两个女儿已经长成大姑娘，四个儿子活蹦乱跳的，空间忽然就见小了。可是，林树椿并没有给熟人说话的机会，他让他看一看自己挂在客厅墙上的四个大字，不容置辩地将来客送走。
林树椿这种执拗的个性，让他失去了许多升官发财的机会，他恪守原则让他付出的代价是一辈子的清贫：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生两袖清风。然殷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他也只有一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为室，他也只有五尺之躯，理想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有所建树的人生。这是林树椿的信念，也是他的情感选择。他的选择背后是一个抱有同样情感选择的她。这是林树椿之所以能够义无返顾之处，也是他这一生虽处不幸却还能继续前行的重要原因。这个格格，看起来一个平常的妇道人家，却能够从精神上与他息息相通，这不能不让他暗叹当年宋庆龄的眼光了。现在，林树椿办案的原则和效率，让他在民间声望大增，他固守清贫，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如果不是后来时局的变化，中断了他的仕途，林树椿不知道还会留下怎样的声名？
1949年7月，林树椿辞去琼山地方法院院长职务。1950年4月海南全线解放。5月，林树椿带领妻小回到故乡文昌，准备在家终老此生。一生辛劳、指望儿子出人头地的老父亲看到儿子解甲归田，一大群孙子尾随其后，北京媳妇也默默相随，他忽然间老泪纵横。在家中安顿了两个月，一天，林树椿还在地里干活，便被家人急叫回家。此时，几位荷枪实弹的青年正在家中庭院，严阵以待的样子；家中大小已哭作一团，惟有自己的妻子格格，神情淡定，她似乎料想总会有这么一天。丈夫被人上告为特务，将被送往海南军事管制委员会。格格已经将丈夫喜欢的那套白色服装包好，又将他要看的书和眼镜放在背包里，眼怔怔看着他被人带走。林树椿被抓成了村中的大事。一向受乡里尊重的老父亲觉得是天大的耻辱。然而，一个多月后，林树椿忽然回来了，原来他系同名同姓被误捕了，是替另一个林树椿接受审判。生活的戏剧性现在才刚刚开始。格格不动声色地将丈夫手中的行李接过来。已经身为农民，还会怎样？他们只求一家人团圆、平安地过着老百姓的日子。格格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她一直叫做赵秀英，现在，她更是文昌媳妇赵秀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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