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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的海南乡间，来了格格这样一个说着一口标准北京话的新媳妇，她的穿着打扮，她的言谈举止，让这个长年有些沉寂的小村子多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文昌是有名的侨乡，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几乎村村户户都有出洋的人，且都是青壮年的男子，有的村子甚至难以见到男人的身影，而能相随相送的年轻夫妻更是少见。所以，当格格刚刚回到文昌龙楼这个小村庄，常常跟着丈夫林树椿走在乡间小路的时候，总是引来那么多既是妒忌又是惊羡的目光。谁也不知道她的来历，由于语言的隔阂，更少有人与她交谈。可是，格格渴望与人交流的愿望让她放下所有的顾虑，她从家族成员开始，主动地与他们攀谈，林树椿当然成了她和家人之间的翻译。
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林树椿该走马上任了，但他不能将妻子带去。好在这个时候格格已经学会了一些能够交流的文昌话，家里人也从心底里接受了这位年轻的北京媳妇。在格格后来的人生经历里，这一段初到海南的生活对她非常重要。当她有一天终于也变成一个海南老阿婆，遇到紧急事时，按理说从心里脱口而出的应该是她的母语北京话，但叫人吃惊的是，她总是操着一口再纯正不过的文昌话。这真是文化融合最为明显的例子。格格后来说，居于对一个人的爱，对一个地方的认同，你才会去适应认为本该不能适应的一切。
转眼间，林树椿在琼山地方法院任审判厅长已经半年。离开孙中山总统府秘书职务后，他是第一次到地方上谋求司法职务，他首次有了实践法律精神的机会。1926年时候的海南，民生凋零，商业、贸易只在海口这样的口岸城市里才始见活跃。因此，法院的案子与商业基本无关，却具有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民事纠纷色彩。虽已建立民国，但清朝的法律制度在边远的海南还留有浓重的痕迹。长期以来，皇权不仅凌驾于法律之上，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员也普遍恣意枉法，加上讼师胥吏助纣为虐，百姓将打官司视为畏途，因此，半年多来，法院受理的案子寥寥。抱着为民执法、寻求一种公正无私的法律精神的林树椿，一时陷入一种无所作为的落寞中。为了他心中神明的法律，他还不惜将年轻的妻子留在文昌老家，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对此怨恨？眼下，故乡海南的法律基础真是太单薄了，民间有了纠纷，还不习惯去找法院，而是找那些有威信的“父兄”或“族长”，社会的统治基础还是“人治”。处于这样社会环境中，任凭他一个人的功夫，到底能改变多少呢？
每当这样失落无为的时刻，林树椿总喜欢将目光投向那个相隔有些遥远的时代，那个有些孤独而倔强的背影，他就是在他的心中占据永不可超越地位的明代中叶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丘浚。在后人的某些述评里，对这位有着多种建树的天才人物的法律思想似乎研究得很不够。丘浚，这位来自海南岛的布衣卿相，少怀“以文字治天下”的抱负，历经明永乐到弘治等七世，在京任职40余年，以政治家的敏锐洞察明王朝的腐败与倾轧；同时，又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在任上博览群书，“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指《大学衍义补》），苟有所见，皆不外此”（丘浚语），由此获得了自汉以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一次全面、系统总结和阐发的机会，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法律观点和带有启蒙因素的法律主张，要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和制度史，他的《大学衍义补》是一部经典之作，决不可以饶过。作为一位早期的向西方看的知识者林树椿，尤其对他主张的开明专制而不是君主极权私心里赞同。丘公的成就举世公认，最让他心灵激荡的是，丘公和自己来自同一片旷古孤寂、被人称为文化荒漠的海南岛！在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上，他觉得他是不会孤单的，前已有古人，后将有来者。此刻，面对有些空空荡荡的法院大厅，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
1927年的元旦来临了。这一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宋庆龄作为政府的灵魂人物之一，也正在武汉继续着孙中山未竟的事业。然而，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不可避免地降临了。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动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杀害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李大钊，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学生被杀；接着，蒋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武汉政府相对抗。消息传到海南岛，林树椿决定偕妻再度离乡北上。他要去见孙夫人，即使只能表达一下他的态度，也是对已故的先生的最好的缅怀和一贯的忠诚。
离家的那个晚上，格格将孙中山先生赠予的那幅对联，用宣纸层层包住，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危机关头，孙夫人见到先生的遗墨该是怎样一种追念的神情。格格后来追忆在武汉与孙夫人的匆匆一面，仍旧唏嘘不已。孙夫人留给格格和林树椿最后的微笑，成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此后，格格跟随丈夫任职的不同而辗转于天津、长春、甘肃、厦门、广东，最后，在1939年底再次回到海南，林树椿和格格的传奇的人生再一次在海南岛上拉开了独特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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