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海南的水田一律种水稻，坡地多为甘蔗和番薯。水田两造作物，除了水稻还是水稻，成为一种金科玉律，农民想种什么，根本没有发言权。那时，私自种植多被视为违规，“割尾巴”也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民间话语。
崖城之火燎原
天刚朦朦亮，陈龙明就踱进了自己的西瓜地。12月天了，海南这个季节清晨的雾多了起来，但过一会便艳阳高照，热量充足，位于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崖城镇更是没有一丝冬季的寒意。
太阳出来之前，薄雾笼罩着陈龙明那片像铺上绿地毯的西瓜地，190多亩，一大片的绿色，他身着薄汗衫，隐在这片绿中，看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但应该是和这片绿色一样的，充满生机和期待。
陈是崖城镇水南村人，瓜地离他家有几公里远。他每天都要到地里转几圈，后来干脆搬到了地头。瓜地太大，他买了一台望远镜，望瓜地的生产情况。晚上，沐着银色的月光，拂着细软的风，看着渐渐延伸的瓜藤，喜悦也慢慢滋长。
陈龙明从30岁开始种西瓜，今年是第 18年。西瓜与他已结下了不解情缘，额头上的沟壑，写满他人生的西瓜梦。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波极大影响中国农民命运的农村改革开始了。但此前，地在生产队手里，海南的水田一律种水稻，坡地多为甘蔗和番薯。水田两造作物，除了水稻还是水稻，成为一种金科玉律，农民想种什么，根本没有发言权。那时，私自种植多被视为违规，“割尾巴”也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民间话语。
随着分田到户的普及，80年代前后崖城农民也分到了土地。晚造后，地往往闲置两三个月，等来年的早造。冬闲时节，他们没事就聚在一起琢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在开春前再种一造需时短的蔬菜。
正是这个朴素而大胆的想法，民间催生了一个新产业，新生活。当时农民种得较多的是椰子菜、青瓜、豆角、茄子等。
开始海南冬种瓜菜与北方大市场并没有直接联系，只是农民种多了，吃不完就挑到镇上兜卖。一些外省客商看到集市上有这么多新鲜的瓜菜，也顺车拉回去，没想到大获其利。海南冬种瓜菜开始源源不断地北运，最早冬种瓜菜的崖城农民也因此尝到了甜头。
陈龙明是最早种植瓜菜的崖城农民之一。1984年，陈龙明从三亚南繁基地学到了种西瓜的技术，第一次种了1亩多，3年后急剧增加到200亩。但那年，价格大跌，最低时一公斤瓜6分钱都没人要。
崖城农民开始接受市场的磨砺。1997年的西瓜合同“毁约事件”，至今令陈龙明不能释怀：种了100多亩西瓜，收购商签订了合同，每公斤3元，并交了8万元定金。但几天后，价跌至每公斤四五毛钱，收购商反悔了，要求终止合同。陈不干，最后以没收一半定金了结……
然而海南冬种瓜菜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经历了破土而出的阵痛之后，很快走进了快速的成长季节。那一片片曾经沉寂单调的热土，开始火热起来：燎原的崖城之火，从南部三亚，到北部的琼山，从西部的东方，到东部的文昌，从海岛四周向中部山区，迅速蔓延。仅几年时间，全岛二三百个乡镇都种上了冬季瓜菜，并逐渐形成一些区域性的瓜菜交易流通中心。
2002年12月初，记者再次来到崖城。天气预报不时传来内地下雪的消息，但三亚仍很热，太阳炙烤着大地。穿过崖城的街道，踩上田间飘香的泥土，路还是那条路，田还是那块田，但田间涌动着摸得着的春的气息，农民们忙忙碌碌，大胆而细致地摆弄着。老农们赶着牛车，驮着肥料，悠然而自得。绝对想象不出，20年前，他们下地前小心翼翼的神情。
他们肯定没想到，民间大胆的尝试，二十年后的今天，海南170万亩的冬季热土成为海南农民们的主战场，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播种财富和梦想。
田埂上，草寮随处可见，数万名江西人浪迹于此，操着同样的方言，做着同样的活儿。卖椒的高峰时节，整个崖城到处都是老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看不见的椒味，衣服上沾的、手头拈的、鼻孔出的，都有浓浓的椒味。
老表的“财富故事”
说到崖城，不能不提一支特殊的外来队伍———江西椒农。
崖城瓜菜的真正跨越腾飞，是上世纪 90年代后的事，与成千上万蜂拥而至的外地椒农分不开，尤其是江西椒农。老表们的足迹，已深深地镌刻于崖城的黑土地上。
江西新建县义渡村的吴伟颖是较早到崖城种椒的老表。1993年，他两兄弟随父亲第一次到崖城。当年，吴伟颖年仅23岁，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就抛妻别子，第一次离家出远门，他不知道，海南之行是祸是福。那一年，他们繁育了8亩尖椒种，卖商品椒就挣了2000多元。
对很多外地人来说，崖城是中国不可多得的热带宝地。这里，牵系着他们太多的情愫，这里，寄托着他们太多的梦想。他们或倾毕生积蓄，或东借西凑，千里迢迢南下三亚，在这块土地上讲述他们生命中不可忘却的“财富故事”。
吴的父亲共育了9个子女，5男4女。1995年，吴家南下的增至6人，种椒达30多亩。那是他们海南种椒史上最为辉煌和传奇的一页，挣了近10万元。当年，绝大多数江西椒农都发了。
如此暴利，在很多江西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辣椒抢手时，也成为当地烂仔抢劫的物品。1995年的一天黑夜，吴正在草寮里睡觉，突然闯进5个蒙面人，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吓得他不敢喘气。蒙面人没有伤害他，抢走了10大包已摘好的尖椒。
受此诱惑，第二年来琼的老表急剧增加。吴的解释是一带十，十带百。民间的说法是，当年共有约3万人涌到海南种椒。田埂上，草寮随处可见，数万名江西人浪迹于此，操着同样的方言，做着同样的活儿。卖椒的高峰时节，整个崖城到处都是老表，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看不见的椒味，衣服上沾的、手头拈的、鼻孔出的，都有浓浓的椒味。
3万江西椒农来琼，在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史上留下的厚重的一笔。为什么是江西人？他们比较一致的解释是，江西历来有种椒的传统，早年一些人在三亚南繁基地，或科研，或打工，由此孕育而成。
1997年，在父亲的率领下，吴家9个兄弟姐妹举家南迁崖城。他们希冀，能在海南狠狠地捞一笔。但世事难料，当年一败涂地，所有的积蓄都赔光了。不光吴伟颖，几乎所有的椒农都陷了进去。至今，在他们的心头，“败走天涯”的阴影仍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当时《海南日报》头版头条《三万江西椒农败走天涯》记录了这次悲壮的南下之行。
吴伟颖不甘心这样离开海南，今年还是来了，只不过只来了3名兄弟。面对记者，他的话非常朴实：种椒就是一种冒险，不来的话别人挣了钱，自己只能看，亏了很不服，要搏一搏，赢回来。那年，亏得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江西省政府派来了30辆客车，免费接他们回家。
也许，搏一搏，是所有江西椒农的财富奋斗写照。
也许，在种椒与卖椒中，光景好———赚得盆满钵满，光景差———亏得倾家荡产。这游戏般的巨大反差，产生了无穷的产业魅力，吸引无数人为之冒险。
老表们年年候鸟般迁徙于琼赣两地之间，有挣有亏。在崖城的数天时间里，时常能听到老表间流传的种种故事，某某哪年挣黑了，某某借高利贷亏掉了最后一分钱，全家服农药自杀，等等。
三亚人展开大海般的胸怀，容纳了外地椒农。两地农民的杂居，产生了民间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交流与融合，频繁且细致。当地农民学到精耕细作的农法，学会了选择更多新品种。凭此，三亚的瓜菜面积获得迅速增长，从90年代初的二三万亩增至现在的11万亩。外地椒农演绎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传奇，也给崖城的冬季添加了厚重的内涵，以及无穷的魅力。
在全省数百个乡镇中，崖城不同凡响的瓜菜史，给人启示良多。这就是崖城具有的标本意义所有。
［海之南第104期《讲述海南冬季瓜菜和人的故事（下）》，将于12月26日继续刊出，敬请留意。］
冬季瓜菜产业走过辉煌历程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政府将冬种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并无冬季瓜菜的概念，而称为冬种。“冬种”与“冬修”成为政府“双冬”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
1990年，政府层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海南农业的优势在冬季，潜力在冬季，效益在冬季，应把冬季当作非常重要的一造来抓。
专家评价说，这是海南冬季瓜菜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口号，将民间自发的、零散的状态，通过政府的强力，归于整合与规范。
1993年，海南又提出冬季瓜菜应当“以运销加工组织农业生产”。这又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拉开了政府有意识、有组织地启动“市场农业”的序幕。
口号归口号，海南发展并逐渐影响全国的冬季农业，光靠一省政府的力量明显过于薄弱，最明显的莫过于出岛后运输途中的“吃拿卡要”。
1996年，针对此状况，新华社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发了一篇文章，促使国家有关部门开通了首条海口至北京的绿色通道，较大程度地扫清了运销途中的种种壁垒。
1997年，省农业厅成立市场处，使农业部门从原来只抓生产、不抓流通，转到生产流通一起抓、抓流通促生产上来。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此后，政府派员频频外出跑市场、举办冬交会和促销会、开展百项农业新技术、扶持龙头企业等，空前地促进了瓜果菜的大流通。（钟斌）
海南冬季瓜菜达到历史高峰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海南冬季瓜菜经过20年的发展，种植规模今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70万亩，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去冬今春，海南农民卖给外地的瓜果菜达到230．48万吨，品种达到20余种，包括椒类、瓜菜、豆类、茄类等。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230余万吨瓜果果菜销售收入达53亿元。其中，瓜菜卖了168．93万吨，水果60．96万吨，收入分别是36．43亿元和16．85亿元，包装、运输等相关行业也挣了24亿元。
53亿元意味着什么？海南全省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为471万人，约11．8万户，将53亿元分摊，每户农民可分得 4500元。用这些钱，农民可以买一台大彩电和大冰箱。（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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